扶贫近年来进入到作家的视野，是很有价值的。读孙晶岩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感到她是全方位地拿出生活的真实来冲击读者。这部书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将现实的扶贫和历史的扶贫连接起来。写这个题材，如果仅仅有现实的扶贫，没有历史的反思，那就写得浅了。看到孙晶岩从延安开始写起，接着写到了新疆、写到了云南、贵州，我有点替她担心，怕她沿着老、少、边、穷的路子写下去，那就太俗套了。可是在“五指山下，听洪常青讲那过去的故事”这一章里，我看到她写了红色娘子军的幸存者，当年娘子军连党代表王时香的故事，当年红色娘子军打国民党、打日本鬼子究竟为了什么，不正是为了解放穷人吗，这不正是一种历史的“扶贫”吗？
我在海南时也看到一些少数民族女孩儿拉着游人照相，照完了要点小钱，当时也没有多想，只觉得太商业化了。孙晶岩却抓住了这个现象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这些孩子是人，不是赚钱的机器，她们应当念书，念书！她们之所以没有念书，难道是她们的父母不愿意让她们念书吗？不！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们之所以没有念书，完全是因为贫穷，贫穷！”
接着，她又满怀深情地写到：“星星之火总是先在穷乡僻壤点燃，越是贫穷的地方越容易产生革命。当年娘子军的女英雄抛头洒血献身革命，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是直到90年代，椰林深处仍然有船形屋，左邻右舍还在喝番薯粥。”
孙晶岩的《山脊》有历史感，有分量，读起来很厚重，发人深思。
其次是将上面的扶贫与下面的扶贫相连接，所谓上面，指的是政府行为。所谓下面，指的是民间参与。扶贫不仅仅是政府行为，它反映了民众的意志。张少华完全可以不去西藏，他的父亲和妻子也不让他去，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心疼藏族人民日子过得苦，这点爸爸能理解。现在不是有好多大公司给西藏捐款，你捐20万，我捐30万吗？咱们也这么办，咱家给西藏捐上50万，全家心里也踏实了，可咱人不在这儿呆行不？”
可张少华却回答说：“爸，赠人千金不如授人一计，西藏的穷主要是穷在观念上。我看着西藏人穷心里难受，您就让我趁着年轻在西藏拼搏几年吧！”
张少华到西藏去是为了让西藏人走出贫困，他是在寻求一种人生的理想。他已经自觉地为政府分忧解难。
最后是将总体的大的景观和个体的具象相连接，使总体关照有了鲜活的人物形象支撑。这些年孙晶岩的创作一直是在走这条路子，我觉得她的具象描写写得很好，比如对李晓华形象的塑造，李晓华从在北戴河卖饮料开始，一个钱一个钱地来赚，他对贫穷有着切身的感受。当他变得富有以后，就自觉地去帮助比自己更穷的人。孙晶岩不仅写出了他的奋斗史，还写出了他的性格魅力，他在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穿针引线，都写得很有味道。
中国有四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在贵州，贵州有四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在毕节，孙晶岩对贵州毕节的那段描写很感人，她写了一个叫做李仲的小人物，李仲是毕节地委办公室的副科级秘书，他用小孩棺材来埋葬父亲，用刚刚收割的小麦煮熟了招待客人的场面都写得很动人，尤其是他被贫穷夺去了年轻生命的描写更是催人泪下。
《山脊》上下两卷，是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华民族与贫困作战的长篇大作，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女作家写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书是很艰难的，我很欣赏孙晶岩写延安的这个开头，孙晶岩自己认为她写这本书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实际上我觉得在她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深刻的延安情结和浓厚的忧患意识，为民族命运而忧患。孙晶岩的赤诚，她的生命体验和参与意识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读着读着我觉得她不再是一个生活在大都市的作家，她仿佛变成了穷乡僻壤的一个贫困户，她在发自内心地为老百姓呼唤，她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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